2023年2月，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自2025年起实施全球反税基侵蚀（GloBE）规则，对大型跨国企业集团（MNE）实施15%的全球最低有效税率。这一举措标志着香港延续数十年的“轻税负”优势迎来结构性调整，也预示着全球税收治理进入新纪元。

一、全球最低税：OECD税改的“最后一块拼图”

全球最低税的提出，源于OECD为应对数字经济时代跨国企业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（BEPS）的改革。其核心逻辑在于：通过设定15%的全球最低税率，消除跨国企业通过低税地转移利润的动机。根据规则，年收入超过7.5亿欧元的跨国企业需在两个层面缴纳补足税：

收入纳入规则（IIR）：母公司所在国对海外低税利润补征税款至15%；

低税支付规则（UTPR）：若母公司所在国未征收补足税，则由子公司所在国通过限制扣除或征收源泉税。

香港作为亚洲主要对外投资门户，其引入全球最低税具有双重意义：既是履行国际税收义务的必然选择，也是维护自身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战略举措。

二、对香港商业生态的深层影响

跨国企业税务架构重构

区域总部功能升级：单纯作为“导管公司”的香港实体面临合规风险，需强化本地实质运营（如增加员工、研发、决策职能）；

利润归属地调整：跨国企业需重新评估知识产权、融资等高价值业务在香港的归属，避免触发补足税。

行业格局分化

受冲击领域：以贸易、控股为主的传统离岸业务可能向新加坡、中东等低税地转移；

案例：某欧洲制造集团原通过香港控股公司实现全球利润归集，现需评估是否将区域总部迁至实质运营地。

机遇领域：绿色科技、资产管理等政策支持行业可借力香港新税收优惠（如绿色科技100%税务减免）对冲税负上升。

合规成本指数级增长

企业需建立跨国税务数据中台，满足GloBE规则下的国别报告（CbCR）、所得归集计算（GloBE信息申报表）要求；

估算：年收入超10亿美元的跨国企业，年度合规成本可能增加50万-100万美元。

三、香港政府的应对棋局

“安全港”规则设计

香港正研究对本地小型企业、初创企业及特定行业（如绿色科技）设置豁免条款，避免“一刀切”增加企业负担；

借鉴欧盟经验，探索“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（QDMTT）”机制，允许香港优先征收补足税以保留税基。

税收优惠体系升级

扩大研发开支300%扣减范围，将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纳入重点支持目录；

推出“绿色收入税务豁免”，对符合条件的可持续金融、碳交易利润实行零税率。

法律框架适配

修订《税务条例》，明确“实质性活动”标准（如全职员工数、经营场所面积）；

建立跨国税务争议解决机制，降低企业合规不确定性。

四、企业战略调整路线图

税务健康检查

评估全球有效税率（GloBE ETR），识别低于15%的司法管辖区；

模拟补足税影响，量化香港实体利润调整需求。

架构优化方案

方案A：本地化升级：增加香港实体员工、研发支出，满足实质性活动测试；

方案B：混合架构：将低附加值业务转移至其他低税地，保留高价值环节在香港；

案例：某跨国银行将区域融资中心保留在香港，同时将IT后台迁至马来西亚数字自由贸易区。

政策红利套利

结合香港“绿色科技资助计划”，将清洁能源项目投资与税务优惠挂钩；

利用大湾区政策，通过香港平台投资内地研发中心，享受双重税收减免。

五、长期展望：香港税制的“破局”与“立新”

全球最低税的实施，本质是国际税收秩序从“逐底竞争”向“规则竞争”的转型。香港需借此契机完成三大转变：

从“避税天堂”到“价值创造中心”：通过知识产权、绿色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税收优惠，吸引实质经济活动；

从“被动跟随”到“主动塑造”：在GloBE规则谈判中争取更多“香港条款”，如扩大金融业豁免范围；

从“单点优势”到“生态优势”：构建“低税率+法治环境+人才库”的综合竞争力，对冲单一税制优势弱化。

未来十年，香港能否在合规成本上升与商业吸引力之间找到新平衡，将决定其作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长远地位。对于跨国企业而言，与其被动应对税改，不如将此次变革视为优化全球价值链、提升ESG治理水平的战略机遇。